巴黎贝甜面包倍VR彩票儿苦

　　喜剧演员周立波很为自己的上海人身份自豪，所以他说上海人喜欢喝咖啡，而北方人偏爱吃大蒜。

　　受了上海人的细致精明影响，在上海的企业不管打哪儿来，连长得都越来越上海了，比如，刚刚被罚了款的巴黎贝甜。

　　其实，精明不等于大气，周立波只VR彩票想到咖啡，却忘了咖啡既然是在上海喝，上海又屹立于屹立于世界东方的中国的东边，所以，你想不沾点儿大蒜的味道，那是办不到的。

　　北京人也是北方人，那种局气上海人根本没有。北京人嘴皮子利落，他们不说巴黎贝甜，而是说巴黎倍儿甜。可巴黎再甜也远在法国，跟你上海人有毛关系？到了你这儿，就得是上海倍儿苦。肯定苦，不苦你怎么卖了几个面包就被罚了58万？

　　坏就坏在太精明上。回不了家，那不归市场监督局管，该在哪儿呆着就在哪儿呆着，你做什么面包？卖什么糕点？做了，违规了，就要接受处罚。你觉得为人民服务高尚，为人民服点心被处罚很冤，可市监局不这么看，就算群众支持你，但法律很无情，人家说了，这已是根据《食品安全法》法定最低幅度给予的从轻处罚。言外之意，你应该感到因祸得福才是。

　　我的看法是，大概率都是让咖啡闹的，如果长个吃大蒜的脑袋，肯定不会出这等事儿，回不了家，手欠的打两圈儿麻将，嘴欠的吹几句牛逼，乌克兰那边还在打呢，替泽连斯基出点儿夺回扎波罗热核电站的主意，就算不管用，也肯定不会违反防疫规定。可现在，连做带卖，群众倒是吃上面包了，可罚款归了自己，接近60万人民币，实话实说，这堂防疫普及课的学费的确超级贵。

　　我相信，市监局能在光天化日之下出具这个处罚决定，一定有法可依。而且从巴黎贝甜这起案例看，得出的结论是，监管机构还就较起真儿来：你做面包那个地方，没有取得食品生产经营许可相关资质，罚你，有法可依。你觉得冤可以，以后接受教训吧。至于吃面包的群众，这堂课也没白看，他们做面包，你们将来也可能烙大饼，相互提醒吧，以后别掉进同一个坑里。

　　很多人为巴黎贝甜鸣不平，我不这么看。不是我冷漠，而是我现在已经养成习惯，一看见国人认真我就感觉不适。上千人被困在小区里，一个个大男人从高层窗口伸出脖子，近乎绝望地喊：放我们出去！凭什么放你出去？就凭你这集体制造噪音，甚至还带着哭音儿，就应该收你的排污费。还有时候先喊地名后喊加油，我一直搞不明白，这跟加油站有什么联系？在任何一个法治社会，万事皆有法律，都有规定，按规定办就是了，你喊两声加油，医生就判断得更对，护士就扎得更准？既然这些都不是，那这些加油莫非是喊给新冠病毒听的，打算把它们的传播链条一举吓断？可病毒明明没长耳朵。

　　因为市监局太认真，很多人意见很大，有媒体也认为这种处罚决定虽然有法律依据，但与普通人朴素的正义感相背，让人感觉很不公平，很不舒服。这话有些道理，但市监局之所以旗帜鲜明，不只是因为人家手里有法律依据，更主要的恐怕还是一种心理共振：平时你们的正义感都被搓弄得秃噜皮了，我也没见你们能闹出大天来，这次的事情确实违法，难道就无法忍受了吗？

　　不说远的，就是近几个月，也有许多让大家记忆犹新的事情，也同样是朴素的正义感被冒，让人深感不平。可是，在处理过程中，好像没见到有哪个机构表现出特别的弘扬法律，讲究规矩，更不用说注重焦虑。反倒是吃了亏的蚂蚁们如同热锅上的群众，抹泪儿的有，叫屈的有，能甩粗口骂两句娘的都算是勇敢者了。时间长了，再大的委屈也都被当成黔之驴，你们不就这两下子吗？那就别怪我办事效率低，也不跟你们逐一对法条。你要有委屈，直接发抖音吧，反正现在是个人就有手机，其他群众正愁饭后没短视频看呢，看看你的深度委屈报道，虽然赶不上东方时空的能量正，但好歹也能用来打发时间了。

　　从这里基本可以得出结论：处罚巴黎贝甜的机构和那些平时遇事不作为的机构不在同一时空办公。这并不奇怪，比如，你教他说“司马光砸缸”，他非说“司马缸砸光”。别以为他糊涂，万一你哪次说成“司马缸砸光”，人家马上就给你指出：错了，错了。你怎么办？就得乖乖地认错，因为你就是把光说成缸了。可是，你再让他学，人家还是“司马缸砸光”。没辙，主动权在人家手里，说“司马光”和“司马缸”都对，不能错的是你们这些草民。

　　在正常情况下，遇事认真是好事儿，但在一方处于绝对卑微的情况下，你的过分认真只能被当成呓语。如果能把事情翻过来当然好，但我担心的是，很多人就算争取也只会扯着嗓子喊“加油”和“放我们出去”，这种上限设置得很害人，时间久了，反倒不如那些一切行动听指挥者心理健康，为了下楼，为了卖几块面包，把自己最后搞出点儿精神问题，那就太不值得。

　　应当说，面对卖面包被罚款这类事儿，给人的感觉很不好，这种不好来自两方面：就执法机构来说，我们看到太多这样的情况，是否认真人家说了算，认真到何种程度也是人家说了算，更悲催的是，到了该认真却完全不认真的时候还是这同一伙儿人拿主意。而在遭受不公平待遇的这一方，很多时候我们也要做好同样的思想准备：今天他们遭遇了不公，但或许回头他们就把同样的不公用到别人身上，就像某海外华人的伤心话：别自作多情，就算你捐了款，等回头不再需要你，甚至要拿你作反面教材时，你就立刻变身为“境外势力”。

　　在这种情况下，很多我本善良的人都无奈地坠入无所适从的状态：当社会处于规矩不明的时候，你所付出的认真可能是笑话，你所进行的抗争可VR彩票能是徒劳，连你给予的同情也有可能适得其反，反弹回来成为你很傻很天真的收据。

　　巴黎贝甜被罚的消息出来后，有家媒体写了篇文章为卖面包说话，文中还引用了例子，说郑板桥当年任山东潍县知县时曾写过一首诗，全文是：“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文章说，一个清朝的小官尚有如此情怀，在就业形势严峻、小微企业艰难越冬的今天，我们的执法者更应该关照大众的情绪，尊重他们朴素的价值判断。

　　说实话，我很不喜欢这样的类比，搞得好像人家清朝官员都很龌龊似的。这种话我们平时听得很多，张口就是“一个封建官员尚且能够如何如何”，其实此话根本经不起推敲，认为我们现在一个县长的觉悟就比当年的知县觉悟高，这根据从何而来？都是做官，论读书刘罗锅的学问可能比你还大，怎么就变成人家是低入尘埃的“尚且能够”，而你这边就是高高在上的“更应该”，你这不是自己给自己戴高帽吗？更可笑的是，很多群众还就给什么吃什么，绝不挑食，早就忘了正直善良的为官者自古以来都一样的道理，并不会因为“他们”和“我们”而有所区别。现在的作协主席就比李白正直？如今的公安局长就比包拯清廉，有证据吗？能服众吗？

　　认真执法和有关部门遇事不作为，是完全相反的两股劲儿，看了巴黎贝甜被罚款的黑色幽默，我突然感到，很多时候，我们这个社会需要做的事情其实并不多，在某些事情上只需把两股劲儿颠倒过来，就一切齐活。也许，有些电路的正负极真的安反了，这就是为什么理想中是“为众人抱薪者，不可使其冻毙于风雪”，而在现实中，我们却常常能听到这样的对话：风雪冒烟中，一人正蠢蠢欲动，好心雅士问：先生作甚？答曰：抱柴。又问：敢问是自家用？答曰：非也，众人用之。雅士朗声道：找死呢你？哥儿们去年就因这事儿刚特么吃了大亏！

　　这样的社会生活注定很鲜活，很陆离，也很悲催。但是，它绝不会寂寞，不会只有巴黎贝甜这一单面包事件，不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