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部分父母都在年轻时付出200%的努力,希望能给后代创造幸福的生活,等子女到了一定年纪,很多父母也习惯于按自己对幸福的理解推动子女生活的进程,并且认为督促子女结婚是他们的责任。
过往关于婚姻形成的研究通常以男女双方随机相遇,或者经由代理人(媒婆)介绍认识的匹配模式来建模。然而,这种研究方法忽略了婚姻的独特性,即婚姻不仅与两个人有关,还会影响双方父母的福利。这种婚姻的外部性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影响深远并延续至今。
研究发现,父母插手可能使婚姻的和谐程度降低,但可以增加夫妻的共同收入。并且,父母在子女婚恋过程中更看中面包而不是爱情。
文章主要基于子女是自由恋爱还是委托父母介绍对象的理论模型展开研究,发现父母插手(牵线搭桥)对婚姻有两方面的影响。
出现这种异质性结果主要是因为夫妻之间的吸引力是特属于两个人的,不像经济或者其他家庭产出那样可以在家庭成员之间分享。即使是无私的父母也更在意儿媳潜在的赚钱能力,而不是她对儿子的吸引力。
研究中尽可能多地控制了个体和父母的特征,并且使用了可能影响婚姻匹配方式但不直接影响婚姻状况的工具变量来解决内生性问题。
假设存在两个相互排斥的婚姻市场A和B。由于某些外生冲击,A市场上父母的搜寻成本上升,导致边际的个体改变其婚恋方式,从父母插手转变为自由恋爱;而在市场B中的个体没有受到任何冲击的影响,将沿用父母的牵线搭桥婚恋方式。这样一来,两个市场中婚恋结果的差异就是父母插手婚恋的净效应。
这意味着需要比较两个相互排斥的婚姻市场中的个体,而文章使用的数据集刚好可以满足这一需要。
文章使用了当代中国女性状态调查(SSCCW)数据。该数据由中国社科院人口研究所和联合国人口委员会于1991年共同收集,采用分层抽样方法分别从上海、广东、四川、吉林、山东、山西、宁夏的家庭中抽取调查样本。
由于在1991年的中国,较远距离的人口迁移并不常见,作者将每个省份视为独立的婚姻市场。
此外,户籍制度有效地限制了人口在农村和城市之间的流动,而城市和农村地区在经济结构和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巨大差异,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人们的婚恋方式和婚姻结果。因此,本文将研究重点放在调查样本中的3900对城市夫妻上。
如何划分不同的婚恋方式呢?调查问卷区分了4种双方最初相识的方式:由父母或亲戚介绍、朋友介绍、自己认识和其他途径。
作者将“由父母或亲戚介绍”定义为父母插手(Parental Involvement),它是一个虚拟变量。
此处没有区分父母和亲戚主要是因为亲戚也是父母社交网络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没有区分自己认识和朋友介绍,主要是因为二者是比较类似的,都是年轻夫妻自己(而非父母)承担了婚恋的搜寻成本。
婚姻结果被分为了两个维度:爱情与金钱。经济结果比较容易量化,文章用调查问卷中的“夫妻共同收入”来衡量。情感结果则很难精确量化。
文章认为夫妻关系的和谐指标是情感结果的一个合理的代理变量,因此基于问卷中的问题:“当你们之间起冲突时,你通常如何与配偶和解?”
此处定义了一个和谐指数变量(Harmony Index)。根据受访者报告,如果冲突是通过单方面的妥协或家庭成员、亲戚或朋友等第三方调解解决,和谐指数定义为0;如果一般通过互相妥协来解决,和谐指数定义为1;如果没有冲突,则和谐指数定义为2。
作者认为冲突指数一定程度上衡量了夫妻双方的婚恋质量:婚恋质量较高的夫妻不太可能发生冲突,也更有能力以有效的方式解决冲突。
虽然,已有文献中使用了“是否离婚”或婚姻满意度来衡量情感结果,但是由于中国在1990年的离婚率仅为0.71‰,远低于美国和日本,而且调研数据中也没有关于婚姻满意度的问题,因此二者并不适用。
具体来说,将样本划分为8个年龄组别:分别是18-25岁、26-30岁、31-35岁、36-40岁、41-45岁、46-50岁、51-55岁、56岁及以上。
那么,某个省市中某群人(cohort i)的Parental Involvement的工具变量,就是过去该地区相同性别的人群(cohort i+2)中父母插手婚恋的普遍程度。
例如,将某地区41-45岁的男性中父母婚恋婚姻的比例作为该地区31-35岁男性的婚恋方式的工具变量。由于年龄最大的两个组别没有办法构造相应的工具变量,因此回归中剔除了这部分样本。
由于社会学习、规模经济或遵循社会习俗的影响,在一个具有较强的父母插手婚恋传统的地区,父母在子女婚恋中有更大的话语权,因此更有可能为子女牵线搭桥。而这一传统不会直接影响个体的婚姻选择、婚姻和谐和共同收入,符合工具变量外生的设定。
由表1 Panel A 可以看出,城市夫妻样本中约有16%由父母牵线搭桥,其和谐指数显著低于通过自由恋爱找到伴侣的样本,但夫妻共同收入则显著更高。
由Panel B的工具变量回归可以看出,父母插手(Parental Involvement)对婚姻和谐指数(Harmony Index)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但对夫妻收入的对数有正向影响。
基于工具变量回归的结果和前文的机制分析,一个可能的影响机制是父母相比子女,往往更重视潜在结婚对象的收入能力,因为它可以在家庭成员之间分享。如果这一机制成立,那么父母插手应该会显著影响择偶标准。
Panel C展示了相应的估计结果,与前文分析一致,父母更加关注配偶的家庭背景和职业,更容易忽视配偶的性格和脾气,而后者会影响夫妻之间的吸引力。
本文用90年代中国城镇夫妻的调查样本研究了婚恋方式对于婚姻和谐程度和夫妻共同收入的影响。
文章发现,父母插手可能降低婚姻的和谐程度,但可以增加夫妻的共同收入。父母可能更加在意对方的收入状况和家庭背景而不是其对于子女的吸引力。也就是说,父母在子女婚恋过程中更看中面包而不是爱情。对于个人而言,这可能就是“父母之命”的代理成本。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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