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R彩票罗马史：“面包与马戏”现象的发展存在哪些弊端？

　　固然“面包与马戏”的发展具有缓解城市平民的困境作用，但是政客们试图通过“面包与马戏”行为取悦选民，本质上是一种钱与权的腐败交易。腐败带来的选举结果的不公正、整个当局的公信力的降低，导致国家自身存在的合理性被削弱。

　　更重要的是，使得那些实现钱权交易者中最成功的成为了最强大的政治强人，他们破坏了罗马政体的制约与平衡。首先，贿赂带来的不公正的选举结果，进一步降低了罗马国家的公信力。

　　罗马共和国的统治实际上是显贵阶层的统治，显贵阶层手握大权，从而不断为自己筹谋政治利益，这无疑极大威胁了罗马社会的发展。而这样独断专权的存在必然会导致统治阶层的腐化堕落，“面包与马戏”现象在共和后期的繁荣发展则进一步加剧了这种腐败现象。一方面，许多候选人开始大肆贿赂选民。

　　正所谓，当一个阶级、一个群体或一个个人拥有社会优越性时，他们就会对这种优越性的各个方面以及维持这种优越性的各种手段产生浓厚兴趣。因此为赢取选举活动，维持贵族和官员的阶级优越性，他们花费大量金钱发放“面包”福利和举办“马戏”竞技活动，笼络人心，希望凭此获得人们的选票，以达到政治地位的上升。

　　如西塞罗所言：“普通民众寻求财富可能是为了满足生活所需，但那些有鸿鹄之志的人，获取财富的目的却是为了得到更大的权力和更广泛的影响。”但是简单的举行宴会和发放食物已经不能满足候选人们的需求，他们需要选民更确切的支持，于是出现了以金钱代替食物的贿选行为。

　　例如，公元前61年，庞培为了帮助部属皮索竞选，向选民派发现金；公元前55年，为自己拉票时又再次分派现金给选民，并通过发钱扭转了选举局势。再如公元前53年，多米提乌斯·卡尔维努斯与鲁弗斯，为确保竞选万无一失，贿赂民众。可以说，在共和后期施行选举贿赂的绝非少数人，贿赂现象也非偶见。

　　另一方面，行贿之风不仅面向选民，最高执政官也是重要的贿赂对象。例如，公元前67年执政官皮索，在竞选之时，承诺给某人支付3百万赛斯退斯，对于此人身份，沙兹曼推测是当年的时任执政官。公元前53年的执政官卡尔维努斯和鲁费斯，向前54年两位时任执政官支付2千万赛斯退斯，以期赢得他们的支持。

　　以上两个案例的数字除透露出执政官候选人行贿数额巨大外，也暗示着，随着时间推移，行使贿赂的成本越来越高。公元前67年，向现任执政官行贿，尚在数百万赛斯退斯等级。至前54年，已经翻了十倍，增长至千万赛斯退斯。普遍贿赂的风尚对贿赂规模的推波助澜，迅速拉升了政治人物的竞选成本。

　　然而，早在公元前352年，罗马就公布了第一个反对在选举中行贿的法律，而这方面的立法又在公元前2世纪的两个法律（公元前181和公元前169年）中得到巩固。至共和国后期，面对日渐猖狂的贿赂行为，于是就有《科尔内利法》（公元前81年）、《卡尔波尼法》（公元前67年）、《图里亚法》（公元前63年）、《李锡尼法》（公元前55年）和《庞培法》（公元前52年）五个反贿买的法律出现，而且其惩处方式较以往更为严厉。

　　这些足以证明，在共和国的政治选举中贿买已是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而且到了三令五申，强加惩处的地步。于是，罗马国家的公信力降低，罗马成为了一个一切都待价而沽的城市。朱古达曾说：“只要买家有足够的钱，整个罗马城都可以被买到。”

　　西塞罗的信件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了很难在其他任何时代看到的政治态势的本相，罗马城到处都是贿赂，他一次又一次地写道：“没有一个长官例外，甚至包括最高长官，政治可以赚钱，表决可以买卖，判决也是如此。谁都希望飞黄腾达，也知道哪种门路可以实现这种理想，但没有人关心这样是否道德。”

　　公元前70年，西塞罗在法庭上激烈控诉西西里的总督威尔瑞斯，认为“他在就职期间对西西里行省的居民不断进行抢劫、掠夺和剥削。”而且“他把钱分为三份，一份给自己，一份给他的辩护律师，一份给审判他的法官，进行贿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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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之，无论是罗马民众还是行省居民都对日益泛滥的腐败风气深恶痛绝，罗马当局的公信力遭到破坏，导致国家自身存在的合理性被削弱。其次，钱权交易者中的胜利者成为了政治强人，进一步破坏了罗马政体的制约与平衡。虽然罗马公职人员皆无薪金，但在共和国后期，成功当选则意味着政治和经济的双重收益。

　　经济上，卸任后，将会获得任职行省的机会。由于共和国对行省官员缺乏相应的监督和制约机制，他们可以肆无忌惮地洗劫行省、大发横财。政治上，在共和国晚期，当选不仅意味着个人政治地位的上升，从此成为执政官等级元老，在元老院中享有更尊贵的地位，更重要的是其家族地位也将由此得到巩固或提升，尤其在后期激烈的竞争、公职流动性相当大的情况下，当选执政官对于显贵和非显贵家族都异常重要。

　　因此，在上述因素刺激下，共和国后期候选人竞相加大对选举的经济投入，助推着贿选规模的扩大。当选精英成功实现了金钱和政治权力的转化，但由于共和国后期高级官职收益大增，当选者在经济和政治地位都得到极大强化后，演变成了政治强人，如凯撒和庞培，从而破坏了罗马政体的制约与平衡，共和国最终在这些“强人”的斗争中落下帷幕。

　　因此，可以看出“面包与马戏”盛行乃至泛滥之时，也是罗马共和国历史政治最为黑暗、行贿受贿最盛行之时。“面包与马戏”推动了贿选规模的扩大，在破坏国家公信力的同时，政治强人的出现，也在潜在威胁着罗马共和国。

　　在共和国后期政治竞争异常激烈的情况下，政客们为拉拢人心，获取选票和地位，不断加大“面包与马戏”的成本投入，期望能够超越前人，赢得民众的青睐。在这种情况下，行省成为成本的最大可能来源。

　　首先，因为行省地区政治地位低下，“面包与马戏”举办者将目光投向行省。行省在罗马政治体制上的地位低下，没有政治权力，经济利益也无法得到保证，因此罗马派遣的总督对行省居民拥有生予夺的权力。正如凯撒所言：“如果你对其他国家所发生的一切一无所知，那么就让我们来看一看高卢，它已变成了行省，权利和法律都发生了变化，他们不得不过着奴隶的生活了。”

　　西塞罗也曾说过：“行省居民作为我们的盟友，现在被当作敌人，深受折磨和掠夺。”因此，罗马人把在各行省任职，看成个人发财的天赐良机，由总督带头搜括行省居民钱财，疯狂勒索行省，“元老们用自己口袋里的钱去购买选民的选票，用行省的钱来装满自己的口袋”。

　　罗马政治野心家们在罗马从事政治活动需用耗费大量钱财，因为要为民众提供免费的“面包与马戏”活动来笼络人心和获取选票，所以往往一次竞选过后自身就变成债台高筑。但到行省做一任总督就能补偿过去的费用和准备以后费用。譬如凯撒在任总督期间，便以公开的掠夺行为来获取财富，用来维持战争和娱乐等活动的费用。

　　大致有以下几种途径：利用战事和驻军搜刮行省；利用课税横征暴敛，肆意敲诈索捐；利用司法权勒索诉讼者等。无怪乎有人说：“一位行省总督若能两袖清风地从行省归来，已为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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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塞罗控告威尔瑞斯时便说，“在他担任总督时期，抢劫国库，他的行为就像一名强盗，给西西里行省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只要一声令下，行省人民的全部家产都会被夺走。”行省地区被总督们是为金矿所在，可以任意搜刮掠夺。而搜刮的大笔钱财也被用于举办各种竞技活动，以供罗马城民众休闲娱乐，使城市居民对之感恩戴德，而行省地区居民的负担却大大增加了，引发了他们的不满。

　　最后，行省地区在持续的压迫和掠夺中，成为了共和国灭亡的潜在威胁。西塞罗对于罗马野心政治家们的掠夺行为，发表过这样的见解：“因为许多人已由于不加区别地施惠而挥霍殆尽了自己的祖产，而且，过分大方的施赠行为也导致了抢劫，他们将手伸向了他人的口袋。从而从被掠夺的人那里招致了大量的憎恨，这些憎恨比因为施惠得到的好感要多得多。”

　　“行省已经在掠夺和压迫中完全被毁灭了，他们陷入了悲惨的境地，心中充满了绝望，不再期待获得拯救。”由此可知，共和国行省的居民生活充满了悲惨与压迫，他们所受的重重剥削在心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仇恨在内心深处积压，只需要一个契机，便会一发不可收拾。

　　所以说，随便什么事情，开始时尽管微不足道，只要加以不断的努力，断无不成功之理，一件危险的事，如果初起时忽于防微杜渐，最后便会变得不可收拾。共和国的灭亡恰恰印证了这一句话。

　　综上所述，共和国的经济繁荣建立在行省的物质提供上。举办“面包与马戏”活动的资金大部分来源于行省，但却不能让全体公民受益，只有一小部分人受此恩惠，因此加重了行省居民的不满。由此，罗马共和国存在的民众基础遭到削弱，加速了罗马共和国的灭亡。正应了孟德斯鸠的一句话：“共和国注定要垮台了，问题只是什么时候和谁把它搞垮而已。”